专访时间：2009年6月10日
专访地点：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楼
专访记者：张香玲（志愿者）　李刚（志愿者）
专访摄像：邵生龙

嘉宾简介

　　李庆章，1933年生，辽宁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人，1952~1955年在金县中学就读，1955~1956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1956~1961年在原苏联列宁格勒森林工程学院化工系学习制浆造纸和人造板专业，1961年毕业后被分派到东北林学院林产工业系任教。1962 ~1964年期间先后在哈尔滨国营松江胶合板厂劳动实习和参加林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到上海木材一厂蹲点编写教材，后因文革而中断，1973年以后，从事人造板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主要讲授“纤维板制造工艺学”，完成了以结合理论为龙头，以湿法硬质纤维板生产为主线的讲课体系，并进行了专业课程考试口试试点，论文“湿法纤维板的结合理论”获省优秀论文奖，编写的“湿法纤维板生产技术”由《林产工业》编辑部出版。

　　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从事纤维板和刨花板制板工艺和改性的研究，作为主要研究人员的“E1级刨花板用DN-6号低毒性脲醛树脂胶黏剂的研制”课题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参加了该成果的推广工作，翻译的《木材工业用合成树脂（俄文版）》，1984年由中国林业出版出版，编写的《人造板表面装饰》，1989年由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外，还参加了统编教材《纤维板制造》的编写工作，参加了《纤维板生产工艺学（俄文版）》、《刨花板手册（俄文版）》和《木材工业手册（一）（日文版）》的翻译工作以及《俄汉林业科技词典》的编写工作。

　　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退休。

专访实录

　　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和生活经历

记者：请您给我们讲讲您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学习经历？有哪些让您记忆深刻的事情？

李庆章：青少年时期，我有一段失学的经历。我是1933年生，一般来讲，像我们同年龄的人工作应当40年，我就没到40年，因为我中间有一段失学的经历。1945年日本投降，当时我家住在安东（现在的丹东），当是丹东的局势并不稳定，有时候八路军进来，有时候国民党军队进来，局势不稳定，我的父亲就失业了。我家兄弟姊妹六个，我老大，我妈妈是一位家庭妇女，生活没有来源，一是学校上课也不太正常，再加上一家人生活比较困难，这段失学将近三年，从1945年8月一直到1948年3月份。失学在家，我就帮助爸爸，有时候摆个小摊卖点杂货什么的，后来我父亲蹬三轮车，刚开始我帮我父亲蹬，他白天蹬，我晚上蹬或者早晨起来蹬，我那时侯13岁，还很小，后来又买了辆三轮车，干脆自己蹬，又蹬了一年。蹬三轮车主要是拉人，不是板车，（就像黄包车那样）后面有个座，有人愿意坐我的车，特别是晚上，去个什么地方，他们很愿意找这个小孩给拉。

记者：您当时12岁，蹬三轮车挺费劲吧？

李庆章：是挺费劲，就把后轮做的很大，蹬几圈赶不上人家一圈，但是用的力量就小，频率高一点，但是功是一样的，这样对小孩来说就还可以。那时候还特别苦，我记得很清楚，蹬三轮车的时候，我和我爸爸有权利吃苞米面饼子，过年最多也这样，平常就吃灰菜，人吃完后脸胖肿，那段时间生活很苦。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可能都有好处，是无形的好处，我不怕什么苦，也不怕什么累，到现在也是这样。我不怕吃苦，在苏联学习苦到什么程度呢？语言不通，虽然在国内学习一年俄语，但是刚开始听课照样不行。头半年，简直是没有办法，一进食堂，拿饭票给人家，后面都排着队，不能在那待着，给票就比较省事，他乐意给你找多少就找多少。总有这样一个适应阶段。那一段的经历对我来说，不光是对我的学习动力，另外考虑国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苦和累这两方面我有过那样一段经历，时间不算短，在我青少年的心理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对我以后的学习、工作都有一定的影响，和我现在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

记者：您1948年又回到了金县，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情况。

李庆章：1948年又回到了金县，因为我老家就是金县，金县原先是农村，现在是大连市的一个市区，我爷爷、姥爷在那里，在农村好养人，另外旅大（旅顺大连）是解放区。回到那边又开始念书，一直念到高中毕业。回来后我上的五年级，初中念了两年多，高中三年。1950年上的初中，1952年到1955年这三年在金县念的高中，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人好像变大了似的，懂事了，学习特别努力、刻苦。家里条件不好，在农村要种地，不管是假期，还是平常，放学回来就下地干活去。那一段时间，从初中到高中学习我的成绩在学校是数一数二的。

记者：在您的潜意识里边有没有那种想法，觉得学习是一条出路，以后就不用待在农村？

李庆章：没有，我当时不是那么想。我当时家里情况不好，按照农村的观念，老大应该出来帮着家里养家糊口。我的外祖父家情况比较好，划成份划了个富农，家里有苹果园子，我家靠我爷爷不行，主要靠我姥爷。按照我父亲的想法，你就别念书了，建议我去找个工作，当时找工作，就是当个工人什么的。当时我的亲戚（外祖父）不同意，说“他太小，让他念会书，将来在哪个学校当个老师”，这是他们出的主意，所以我就坚持念下去，但是念得又特别好，姥爷家就特别支持，他说：“不行我供你念书”。那时候念书还是要花点钱的，但是花不了太多钱，我家里就同意了。那段时间我学习特别好，不光这样，政治表现也不错，初中时正好赶上抗美援朝，政治工作做的比较好，我那时的思想也比较单纯。丹东和朝鲜就隔一条鸭绿江，那座大桥我们经常走，小学念书到假期的时候或者春天旅游，就到对面朝鲜的新义州。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鬼子打到了鸭绿江，新义州遭到严重的轰炸，丹东也被炸了很多地方。当时年轻气盛，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背着家庭写血书，要报名参军，要去抗美援朝。写血书就像写大字报一样，我们要报名参军，最后签名的时候，咬破手指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来有几个确实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要我，没有去成，那时候我是学生会主席，到金县中学的时候我也是学生会主席。

记者：当时初中、高中自治性就这么高，还有学生会这样的自治性组织？

李庆章：有，有学生会组织，共青团组织也有。我大概是旅大地区第一批，1949年10月份入的团。

　　我前一段的经历吧，好像对我的思想和以后的学习、成长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学习不错，最后被选为留苏预备生，选了10个人，最后考上4个，其余6个因成绩不行落选。我们也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我们当时的全国统一考试，只要你想念大学，你就肯定能考上一所大学，但是大部分人念完初中或者高中就去工作，高中就算是比较高的学历了。本来我念到高中就为止了，但是因为要出国，也不用花钱，在我的亲戚的支持下，就决定去了，别人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考的时候作为留苏预备生，但是可以自己报自己的志愿，我当时报的是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因为我就喜欢汽车拖拉机，在农村能看到拖拉机是最理想的。因为成绩够了，就出国了。

记者：当时你们整个高中所有的考生大约有多少人？

李庆章：金县中学原先只有初中，到我们那一届开始就有了高中部，一共三个班，每个班三四十人，大概100来人，选了10个预备生，考上了4个。最后在评论会的时候，后来我了解到每科平均80分，后来我分到化工系，我的化学考了100分，也不知道怎么考得。

记者：你们在高考之前国家内定选派出国，你们自己知道吗？

李庆章：知道，已经给我们说了。

记者：考上之后，已经确定你们四个考上了，录取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李庆章：那时候没想太多。那时候主要是想，不考不出国回来养家糊口。我为什么能去呢，有这机会也挺好，主要是我的亲戚，他说：这样的机会，你不花钱，还到国外去学习，为啥不去学习？我当时想让我留在家里养家糊口也没什么，不像现在遇上出国的机会就觉得千载难逢，那时候没当回事儿。

　　在苏联留学的学习和生活经历

记者：当时你们这一批一起去苏联的中国学生有几个？

李庆章：我们这一趟车走的，都是在北京学了一年外语，然后就统一走的。火车经过哈尔滨，我的弟弟在哈尔滨生活，我们那一列车是11节车厢，是专列，而且都是到列宁格勒的，那一车有1000多人，你想想咱们去的有多少，那很多啊！

记者：当时中苏的人才交流还是比较多。

李庆章：对，那时候好像是苏联帮助咱们。帮助咱们从几个方面：他派专家来帮咱们建厂，全国156项工程都是苏联帮助援建的，哈尔滨三大动力包括亚麻厂，都是苏联帮助援建的，这应该说是一个基础。现在东北的基地，基础大部分都是当年苏联援建的，当然他们援建的设备在他们国内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我们去了很多人，也派了很多工人到工厂去，学技术，培训，你比如说：建造纸厂，他们派人来建厂，工人不得培训么，得上他们类似的造纸厂去培训，这就是两国之间的交流。

　　后来就想在苏联的经历有什么印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确实是牢不可破的。我有一个亲身经历，可以讲给你们听，在苏联实习特别多，有生产实习，工艺实习，毕业实习，毕业实习的时间最长，得三个多月，到了工厂，经常就住在苏联的老百姓家里，苏联老百姓对待我们，尤其那些老太太，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有病的时候肯定照顾的无微不至，他也不求什么，经常都是免费的，用不着给他什么费用，都是工厂派我们到他们的家里。这些人从他们的经历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要么她的丈夫没了，要么她的儿女没了，家庭都不太完整。农村的很多家庭，都是这种状态。我们也经常带些礼物给他们，也不能白吃，这么做也不行，大使馆不允许这样做，大使馆有时候也管这事。

记者：当时你们住他们家不需要交住宿费吗？

李庆章：没有，住他们家根本不用交费。至于工厂怎么给他们补贴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我最深的感受是我在大学二年级夏天，暑假的时候，我得了一场病，没说是什么病，就是发高烧，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肠伤寒，比较严重，当时就住院了。因为是假期，很多中国同学就来看我。但是我非常理解，上大二的时候，学习时间比较紧，大二时候力学、数学都是比较难啃的课程，尤其是力学，大家都比较吃力，时间比较紧，都利用假期这段时间来补一补。开学初期，我还没有出院，就住在医院，和我同屋的一位病友，他岁数比我大一点，大概三四十岁，他的老伴儿陪着他，他们定期有看护。这个苏联人爱喝酒，没到探访的时候，他的爱人也出去通过和家人联系，把酒带进来。医院是不让喝酒的。她每次拿酒回来的时候，就给我捎一包各式各样的水果，说你们同学来看你了，他们给你带的，不让进来。我就相信了。每次都会给我捎一份。出院回来后，我想了解情况感谢大家，一打听，根本没那回事儿。后来我也找不到帮助过我的那位病友，就回到医院去查病历，才知道他是哪的人，才跟他们联系上。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人家对我这么好。

记者：现在想很难得。

李庆章：中国人可以用“勤劳、勇敢”来形容，苏联人并不勤劳，我觉得他劳动不行，但是他们“诚实、朴实”，说苏联人“傻”，其实不是傻，而是“朴素诚实”。后来我想感谢一下人家，大使馆也知道这件事了，我就买了些礼物感谢人家。就是通过这件事，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牢不可破。

记者：当时在苏联所有费用都是国家供给的吗？

李庆章：嗯，都是国家供给的，一个月50个卢布，这50个卢布就是你所有的费用全包了。苏联的屋里都比较暖和，没有被子，就是毯子，外面有个罩，就是一个床单，毯子放在上面，盖在身上，每个礼拜都要换洗，需要3个卢布，剩余的钱都是我们的。使馆要求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按照1个卢布，20个戈比，一个月就36个卢布，剩余的钱就买书，或者买些其他用品。穿的，我们走的时候大包小裹好几个箱子，衣服，鞋，袜子都足够用一段时间，也不用买其他什么东西。

记者：当时50个卢布，生活还是很宽裕的。

李庆章：我们花不了那么多，但是使馆要求必须按这个花，我们都听话，要按理说我们还可以省，就是为了保证大家身体健康，必须得按这个标准花，剩下的就可以买些书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其他的如：手表、照相机都比较便宜，我们这些人都不买。最多买个冰鞋，我愿意玩手风琴，买了个小手风琴，也很便宜，照相机才15个卢布，我喜欢它但是那时候没买，觉得花钱也算多。后来我买了，那是在91年跟代表团出国，看到有人在排长队，上前一看，原来是卖照相机的还是15个卢布，当时的比价是1个卢布1块钱，就15块钱。

记者：当时在苏联学习时也没有其他事情？

李庆章：没有，就是好好学习。在出国之前领导给我们做报告，纪律方面说了一些，但是让我们记住一条，700个农民养活我们一个人。那时候就有了好好学习，回去之后要报效祖国的报恩思想。其他活动很少，看电影可以，一、二年级我们学俄语，老师的一个办法就是领我们去看电影，回来之后叙述，语法我们都学过了，就是让我们锻炼交际能力。

记者：当时在苏联上课，苏联专家都是用俄语讲？

李庆章：那当然。我生活也是这样。我们一个班30个同学，就我一个中国人，其他29个都是苏联人，女孩多，男孩少，我和另外3个男孩子，我们4个人住一屋，一切都跟其他人一样。咱们中国人之间很少接触。在那里学习语言很快，半年过去就行了，听课记笔记都没有问题，语言环境好。

记者：在苏联上了5年大学，回国后分配到东北林学院。

李庆章：5年半，因为多学了一个专业就多待了半年。我当时希望能到科研部门去。在那边应该学知识吧，我就了解他们搞科研的一些情况，我经常参加他们的科研活动。他们搞科研的情况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的导师是搞纤维板的，有湿法、干法，还有半干法，我在的时候他是在搞半干法，他招了三个博士生，他们叫副博士，所有在苏联念的副博士，回来都是博士。他们的博士不容易通过，三年时间，叫副博士，博士是另外一个学位。他招了三个研究生，一个研究热磨的，一个研究成型的，一个研究热压的，他们在实验室做课题，我们进入三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他的研究，他把研究内容分成好多项，把一小部分给你做，完成之后再汇总，最后把三部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成果。他是这样带研究生做课题的。我当时觉得干法纤维板是一个研究方向，我就想回国后我也要做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就是刨花板和纤维板，刨花板有刨花板的优点，纤维板有纤维板的优点，我想把他两个结合起来，搞纤维刨花板，在实验室也做过这样的研究。回国后，征求我意见时我说我想到研究所去，后来说不行，苏联专家已经撤走了，都要到高等院校，后来就来到东北林学院，直到退休也一直没有变地方。

　　在东北林学院的教学情况

记者：您被分配到东北林学院之后教学情况是怎样的？

李庆章：教学情况我可以分这么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文革前；再一段，是1973年以后，工农兵学员进校，我们原先在带岭，1973年迁回来了，开始了正常的教学。前一段我把它看作是再学习，再教育，既然学的专业跟这个专业有差异，就想办法再补一补，办法就是蹲点，下到工厂去，直接接触工人，向工人学习再教育。当时我可不怕累，熬夜、跟班、劳动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样就把胶合板的工艺、主要设备弄得明明白白的。另外，让思想上进一步提高，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两期。到后期让我们编教材，当时的教材不完整，没有纤维板和刨花板，主要是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在课程里只讲一点点，后来刨花板、纤维板发展比较多了，就单独分出来了，我就被分去搞纤维板，不像原来是合在一起的。开始为什么让我补胶合板呢？因为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三个合在一起。分开后就到上海木材厂蹲点编教材。这一段我教学，是助教，我就接触了一个任务，当初除了本科教育还有大专，我给大专木工64级担任班主任，同时给他们讲纤维板和刨花板工艺学课程。那门课就是根据我自己写的讲稿讲的，根本没有教材。至于搞科研根本没有想，因为第一任务就是过教学关，那时候我是那样想的，不像现在可以同时进行。那时候实验室也没有什么设备，就有台旧的热压机，还有苏联专家带过来的一套小型的胶合板设备，安装在木工厂。科研方面，那一段时间基本上没有做什么。等到1973年以后，就把自己推到了教学第一线，自己负责纤维板这门课程。纤维板这门课程没有教材，得编教材，当时（林业）部要求编统编教材，当时北林、南林、东林再加上中南林学院四所院校，每所院校出一个人编写统编教材。

记者：当时统编教材都编了哪些教材呢？

李庆章：三板都编了。统编教材有两种，给工农兵学员用的比较简单，三板都是分开的。给本科生用的又组织统编了一次，还是这四所院校。当时我是系里的领导，我去参加的会议，叫人造板生产工艺学，三板，包括人造板二次加工都在一起，东北林学院主编，后来就推选陆仁书老师，因为其他林学院的那几位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后来我就不在系里了，三板又分开了，把二次加工放在刨花板里了，这样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就分别出了教材。

记者：光是人造板这一块统编教材吗？木材学、木材干燥当初没有主旨统编教材吗？

李庆章：他们好像也编，但是不是像我们这种形式，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

　　有了教材之后，不就要讲课么。当时我下意识的认识到，你不要回报祖国吗？现在就是你回报祖国的时候了。当时还是认为苏联好，我就觉得我应该把我在苏联学到的知识用到教学内容里边，虽然有教材，但是讲课我还是按照我自己的一套思路。在讲课方面，下了点功夫，一个是结合理论。在苏联，湿法纤维板是用纸浆造纸厂的废料经过热磨，简单的分离，不像造纸那样把木素提炼出去，木素还是在里面，原材料发生了变化，而且木素含量又低，压出来的板达不到国家标准。怎么办呢？往里加胶。原先就有废水问题，加入酚醛胶就有毒了。后来干脆就用干法，往里加脲醛胶，没有废水问题，当时还没有想到环境污染等其他问题。干法加胶成本太高了，后来就想能不能少加点胶，不用水，那么就得控制纤维干燥的含水率。一般干法纤维板的纤维干燥到7%~8%，我把它干燥到百分之20几，有一定水分，在少加点胶，这样就发展成半干法。半干法后来没怎么推广，因为他成型比较难，干的纤维铺装成型比较容易，湿的就比较困难，尤其是加了胶，容易成团，在生产中给铺装成型造成很大困难。后来我关注我的苏联导师他也在研究这个方面，他后来出了报告，写了文章，但是在生产上没有得到应用，他的成果出来了，但是没有在工厂实现。我在国内也试验过，最后也不了了之。后来的中密度纤维板，就是在原先的干法硬质纤维板基础上，热压的时候压力小一点，但是加胶量就要求多，其他工艺方面相应的变化，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中密度、干法、半干法都是后来研究的，在我们编教材的时候还没有这些，基本上都是湿法。

　　我就想我的课程怎么讲呢？首先我就想湿法纤维板，它为什么不加胶能够成型？而且压出的板子能达到挺高的强度？板是怎么形成的？纤维和纤维之间是怎么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定强度的？把这个理论给研究清楚。我的导师就是做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的。他认为主要是氢键的作用，我也认为他的理论有道理。那么在讲课时我就告诉学生纤维之所以能结合成板是因为氢键，氢键是什么呢？我把几个方面的原因，形成氢键的条件都一一讲明白。然后就从工序一道一道讲，为什么要针叶材？针叶材符合形成氢键的哪一条件。如果不是针叶材，采取什么别的办法。热磨，为什么一定要达到180度？这和氢键理论也有密切的关系。后来我仔细分析材料才发现，木素的软化点是180度。热磨的时候达到这个温度纤维很容易分离，容易分离就节能，另外纤维也保持完整，一定要达到这个温度，有的工厂认为多一点少一点问题不大，那就不行。你要解释这个理论就必须坚持这个东西，通过氢键结合理论把它解释清楚。热压也是这样。热压为什么也要180度，什么道理？为什么还要加这个热处理，不加热处理为什么不行？一些工厂设计的时候干脆把热处理拿掉，他认为热处理作用不大。我带他们做过实验，热处理确实是有作用的。我自己就提出了“以胶合理论为龙头，以湿法硬质纤维板生产为主线，”这样一个讲课体系。我们的讲课从77届，李凯夫老师他们那一届，我和许秀雯老师两人讲，77届我讲，78届她讲，79届我讲，单数届都是我讲，通过实验我觉得应用这种教学体系的效果还可以。

　　我觉得苏联的学习还有一个好处，考试全都是口试。从有机化学这样的基础课开始都是口试，所谓口试就是他把课程内容划成主要题，非主要题，做成试题卡。考试的口试单上有计算题，分析解答题，50多张题签，学生每人抽一张签，准备半个小时，然后在黑板上演示，讲解，老师一看就知道你合不合格。有些时候他就提问你，虽然错了照样给你分，有些计算结果正确，提问时回答不上来，他给你的分数就很低。这样他考察学生真正掌握了多少知识。这种考试方式的试点需要系里批准，系里不一定让你那样做，第二呢，也确实很费事，你得把教学大纲要求的所有的内容都给纳入进去，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次要的，50张卷子，一张卷子起码4、5道题，总共好几百道题，你出不了那么多，有的题是重复的，这张卷子有，那张卷子也有，首先把题都出好，主次搭配，这样工作量挺大，但是我试验了一期，试验效果还是挺好，我在系里也做过介绍，说的也挺好，但是以后没人再继续下去，就坚持了一届，以后我就不再讲课了。如果我讲课我肯定按照那样去做，到现在我认为这种考试方式还是比较好。这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作为一名教师，从和学生的对话当中，能够了解到那个同学的哪些知识掌握了，哪些知识点没有掌握。有时候学生没学好不一定是学生不努力，当然也有这样的同学，但是从教师的角度来说，教没教好，讲没讲明白，如果你讲明白了，学生都答不对，这说明你讲的有问题。另外也不冤枉学生，学生也不因为抽到这个题目，他准备的不充分，只要其他问题答得特别好，照样不影响获得高分。苏联的分数不像咱们国家分的那么细，他就分5等。

记者：这种考试方式也是对老师工作的一个自我检查。

李庆章：对啊！一般的考试也能检查，但是这种方式我觉得互动的更好一些，但是很费事，考试时间长，组织起来也麻烦，不过我认为口试还是比笔试好。

记者：学生对这种考试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李庆章：学生反应这个我就不好说，但是我认为当时反应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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